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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过渡时期的幕僚（3）

而他们的学生辈的新军人，这时候也渐渐拔起，所以他们到新的部队任高参、幕僚，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在部队还颇受照顾。

即以伍文渊而言，曾在卢永祥部队任旅长，和孙传芳大战。

伍文渊，字仲源，1881年出生于富源县黄泥河镇，190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陆军连长、团长、旅长、师长，获授中将军衔。他的家乡富源县现在隶属曲靖市管辖，位于云南省东大门，名人有王家本、伍文渊、伍纯武等。

1919年8月，争夺淞沪护军使地盘，孙传芳向浙江进军时，浙军浙沪联军总司令卢永祥，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兵败退宁波，保举部下旅长伍文渊来代理自己统率所部，不料被浙籍军人反水逮捕。但伍文渊部下军官又与伍部遣散兵士联合起来，与周凤岐部队联系，预备来对付郝国玺。于是伍文渊等人得以逃走。

1924年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褚辅成等在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翌日因浙江第一师旅长伍文渊反对，而告失败。

他所起家的第二十六军，该军前身为浙军第三师。1926年12月2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伍文渊为参谋长。下辖伍崇仁第一师、斯烈第二师。1927年2月，该军一师师长由伍文渊接任，何葆森接任参谋长。5月该军隶属北伐军一路军参加北伐。1927年9月后隶属第一路军，10月，原第十八军第十七师转隶第二十六军，编为第三师，几天后，周凤岐辞军长职，陈焯代理军长。

伍文渊撰有杭州西湖岳庙岳坟对联：

湖上仰新宫，灵旗如见精忠字；

河堧觅遗阵，顽铁安知妙用心。

他在1940年出任广西行营办公厅高级参谋，参与西南地区抗击日军的军事策划，1942年参与了远征军参谋团，1944年突发中风，病逝于黄泥河。

陈仪与沈仲九

陈仪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绍兴人，那里的师爷自来有名，他也正是幕僚长的人才，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成绩非常之好，气度深沉刚毅，做事有魄力、有担当，他是在旧军人中最有时代感，最有世界眼光的人。

陈仪是个大幕僚，可是幕僚背后还有幕僚，这就是沈仲九先生，他帮助陈仪建立政治理论计划以及实践的方案。曹聚仁称赞他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现代卧龙，他和陈仪关系很深。而陈仪又是蒋介石早期最信任的人，但沈仲九很怪，他只在幕后策划，从不愿意站到前台，甚至不愿意和蒋介石见面，他也不愿意让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陈仪的背后还有他沈仲九这个人，他躲避公共*和官场上一切应酬，生活简单朴素，甚至有一次绑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看不出他是大权在握的高级幕僚。

当然，他的资格也老，是留学日本的光复会会员。他和浙籍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戴季陶等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社召开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座谈会。1946年初，他主持为陈仪制定了建设台湾为“模范省”的大政方针。沈仲九的幕僚作业大概而言是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人事制度，开办了省政讲习所，培养了一批行政干部，省以下的一切事务官都由省当局直接指挥。曹聚仁认为这和法国的文官制度很相似，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福建省政逐渐上了轨道，当时日本攻占福州以后，国民政府还有五分之四的地盘，算是一个较完备的省，本来曹聚仁准备写关于他的报道，黎列文先生受了沈仲九的暗示叫他不要写。

过渡时期的幕僚（4）

兵学泰斗徒有虚名

杨杰出道早。北伐以及中原大战，多次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扭转危局，尝有“战略专家”“兵学泰斗”之誉。

他和蒋百里是同一时代的人，生于云南大理，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1921年，复返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来肃清孙传芳残部，即南京郊外龙潭车站的大规模会战，杨杰擘画甚多。中原大战爆发，他任南路军总参谋长，具体策划对冯玉祥作战。当临汝被围之际，杨杰果断以一部扼锁正面咽喉，一部绕道侧击，遂解临汝之围。

稍后蒋、冯、阎胶着于郑州、兰考一带时，杨杰以开动火车头乱跑的奇诡之计，将对方大军拖住，又将机场飞机挂弹取下爆破吓阻对方，迷惑对方，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杨杰出计，拖冯打阎、联张缓图桂系，将其分化打击，即对敌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击，或切断联系，或包抄击破等法，顺利结束中原大战。

抗战军兴，杨杰被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军援，次年正式出任驻苏大使。1941年免职回国，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但是联合苏联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苏联是原子弹炸响后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见在这时，杨杰的智略此时已经用完。这个时节的杨杰，似乎可以说观人料事，全凭臆断了。因为衡以常识，诉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谬、毫不思索之举。

李宗仁对杨杰甚为鄙视，除了在中原大战中吃过他的苦头，对其战略的意图，也多所指摘。他认为杨杰之被称为第一流的战略家，实在是徒有虚名。1944年李氏在汉中行营任职期间，往重庆开会，当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杨杰这时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专题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分析，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李宗仁的朋友们就杨杰的战略观询问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说他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李宗仁以为，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这般脑筋。

李宗仁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他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他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为什么呢？李宗仁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1）

陈布雷的幕僚历程——旧道德的楷模

有一类幕僚，自命不凡，目空余子；另一类，人以国士待我，而我以国士报之。才识副其怀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报。

知识分子常常是文弱书生，在抗战期间的重压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陈布雷，“他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张治中*》）。到他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的时候，他走几步路都虚汗频出，可是他的心里，仍担心“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张治中在成都带他逛街，买小吃慰劳，他竟高兴得像小孩。

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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