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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1页）

“我就不用看了吧。”关隐达说着，就接过了简介。他知道这几百字的文字，看似简单，却很有讲究的。每个措词，都传达着组织意图。他细细看了看，发现简介还过得去。想必是孟维周他们已审阅过了。他只改动个别字，就说：

“行吧，就这样。”

等马云涛汇报完了，舒俊说：“隐达同志，这是市政府办替你起草的致辞。”

关隐达接过稿子，问：“什么致辞？”

舒俊说：“你正式当选后，向代表们有个致辞。”

关隐达就笑了起来，说：“这个就免了吧。我万一没被选上呢？”

马云涛同舒俊都摇头而笑，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众望所归啊。

关隐达坚持不看那份致辞，马舒二人只好告辞。他心想那几句话，到时候即席讲讲就是了，何必事先准备讲稿呢？再说他也看不起死板的秀才文章，自己讲讲还好些。他注意到马云涛和舒俊都没以前同他那么随便了，不再叫他隐达或老关，当然也不便马上叫他关市长，而是按党内习惯，叫他隐达同志。

他还没正式当选，工作班子却已围着他运转起来了。

选举很顺利，关隐达当选为市长。掌声很热烈，震耳欲聋。关隐达起身致谢，抬手往下压了几次，可他每压一次，掌声又掀起一个新高潮。张兆林和孟维周都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就站起来，伸手往下寻找关隐达。关隐达拍着手，慢慢走向主席台，同主席团成员一一握手。选举之前，安排关隐达坐主席台，可他执意坐在下面。会上也没太多花絮，早些天传得沸沸扬扬的事儿，暂时淡出人们的话题。

孟维周庄严宣布：“下面，请刚刚当选的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关隐达同志致辞！”

关隐达虽说没准备文字讲稿，可腹稿却早已酝酿成熟了。

他只讲了短短两分钟，却博得长达一分钟的掌声。张兆林和孟维周就像很多领导一样，鼓掌只是个象征性动作，手掌根本没挨到一块儿去。不能指望他们的手掌能发出脆响。但他们的笑容很像回事，台下代表们正望着他们哩。

关隐达不能马上就来市政府上班，他还得交待一下教委工作。可是舒俊当天晚上就跑他家里汇报来了，请示一件事情，想让龙飞当他的秘书。舒俊一直认为龙飞是关隐达的亲戚，派龙飞当他秘书，更合适些。关隐达不便解释，只好同意了。

次日一早，龙飞就跑到关隐达家，开始他的秘书生涯了。

关隐达只说声小龙来了？就不多说话。他拿出公文包来，龙飞忙伸手接了。关隐达心想：又一个诗人死了。

后记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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