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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人，道光三年进士，四十五岁。

据说他喜交游，夜闭阁草奏，昼出走，与诸友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颇豪。——可见是个快男子。

他与林则徐、龚定庵、魏源等人有亲交，有志于穆彰阿最厌烦的“经世之学”。在不定庵的常客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论客。他不仅思路清晰，声音之大也超群拔众。

他是直谏之士，敢于大胆上奏，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历任科举的考官、福建监察御史，道光十五年提升为鸿胪寺卿。

黄爵滋的奏文确实具有历史意义，通过它决定了严禁鸦片的大政方针；派林则徐赴广东，可以说是它的副产品。华长卿的《禁烟行》说：“鸿胪一唱人鬼惊。”可见是一篇纪念碑式的奏文。

黄爵滋首先谈到漏银问题说：　边境的防卫费所需多少呢？巡幸的费用多少呢？修造的费用又多少呢？与过去相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过去制钱九百文至一千文换银一两，现在银一两值钱一千六百文。这并非是银用于内地了，而是漏于外夷了。

接着叙述了鸦片流行的现状，然后说明过去对策失败的原因：

第一，严查海口，但无效果。——原因是沿海万余里，到处都可进入。

第二，禁止通商，仍不能防止银流出海外。——因为鸦片本来就是禁品，“烟船”停泊于外洋，自有奸人搬运。

第三，惩罚鸦片贩卖人也不行。——因为各地的贪官污吏与富豪大族的不肖子弟勾结，庇护同好者。

第四，放松栽培罂粟之禁，对防止漏银也不起作用。——假定如弛禁论者所说的那样，国产的鸦片温和，吸之不致上瘾，这样，吸食者将会千方百计地获取强烈的外国鸦片。

真是文如其人，他的论点去掉了一切冗词赘句，极其明快。

那么，鸦片之害是不是就不能禁止了呢？黄爵滋说：“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

他认为银流出海外，是由于贩卖鸦片盛行；而贩卖鸦片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有着吸食鸦片的大众；如果不吸食，就不会有贩卖，这样，外夷的鸦片自然就不会来了。总之，国民如能不吸食鸦片，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得出了黄爵滋奏文关键性的结论——“吸食鸦片死罪论”。他建议：

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诚恐立法稍严，……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有瘾无瘾，……立刻可辨。……故虽用重刑，并无流弊。……

严禁论（4）

黄爵滋还引用余文仪的《台湾志》说：　爪哇人原为轻捷善斗之种族。红毛人制造鸦片，诱使吸食，因而元气大衰，终被征服。红毛人在本国如有吸食鸦片者，则在众人环视下，将该人缚于杆上，用大炮击入海中，因而谁也不敢吸食鸦片，所以各国只有制造鸦片之人，而无吸食之人。……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人，也会断绝鸦片。……这样，既可防止银外流，银价也不会再涨。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奏文的结尾说：“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清代的地方自治组织，称作“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其代表人分别称作牌头、甲长、保正。黄爵滋建议利用这次禁烟的机会，清查保甲，让他们互相负连带责任。

同牌或同甲中如有吸食鸦片的人，同组织的人应当揭发；如隐匿不报，事后发觉，罪及负连带责任的人。至于来往客商等无定居的人，则令旅馆、商店负责。如有容留吸食鸦片的人，则按窝藏匪贼治罪。

文武大小官吏如有吸食鸦片者，本人死罪自不待言，其子孙不准参加考试。在兵营内也建立与保甲同样的联保制度。

这个建议确实十分厉害。不过，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鸦片的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

这篇奏文果然打动了道光皇帝的心。他命令内阁，把黄爵滋这篇奏文的抄本分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各将军（东三省即满洲地方，一向实行军政）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要他们陈述自己的意见。

根据皇帝的命令，各地长官的意见在当年的秋季大体都征集齐了。有二十几名高官复奏，其中全面赞成黄爵滋意见的仅有四人：

湖广总督林则徐

两江总督陶澍

四川总督苏廷玉

河南巡抚桂良

在当时的地方长官中，后来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有两广总督邓廷桢、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和浙江巡抚乌尔恭等人。他们认为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不妥当。不过，他们并不主张弛禁。他们说鸦片必须禁止，但处以死罪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