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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与中国的“引进来”战略相对应，跨国公司为实现产业全球化布局，也在进行着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我们称之为“移过去”的战略。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敲门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它们乐于将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移转到中国。

尽管“引进来”与“移过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但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中国希望“引进来”的是跨国公司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而跨国公司想要“移过去”的却只是本国不愿意容纳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加工组装环节。因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许多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可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　“过期不用”的产品。

第四章　变局之探（6）

例如在轿车行业，中国的轿车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垄断着，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专家江小涓的研究统计：尽管“桑塔纳”轿车长期占有国内同档轿车90％左右的市场份额，但与它的垄断地位不相称的是，“桑塔纳”在国内的更新换代极其缓慢——从1983年第一辆桑塔纳汽车下线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却已于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就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而且桑塔纳在国内的市场价格高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可见，希望“引进来”的中国与希望“移过去”的跨国公司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而跨国公司在博弈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大众才能在长期不向中国转移先进车型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它的这种行为受到了来自中国各方舆论的批评，但大众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末才得以改善，跨国公司开始逐渐把它们的先进技术产品拿到中国市场。而局面改观的原因，也并非是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这种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正是这种跨国公司彼此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才使得它们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上海大众第一代桑塔纳的换代，就是因为1998年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分别上马，迫使德国大众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态度。从1998年底到2001年底的3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此外德国大众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才得以改变。2

在跨国公司眼中，中国既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市场，也是一个谈判对手缺少讨价还价能力之地，跨国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方谈判时，双方的地位明显是不对等的，前者在合作中完全占据了主动。

在轿车行业，中外合资公司的产品零部件往往都是从外方本土进口的，国产化率非常低。据媒体报道，在上海大众公司内，连货架、扫地用的清洁机都是从德国进口，其他设备的进口不言自明。而北京市在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后，中方原有的装备也全部弃置不用，需要的基本设备全部从韩国进口，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

合资汽车厂中的产品开发、设计权，全部掌握在外方母公司手中，中方股东与整个合资厂都无法参与。许多合资的轿车厂连一个零部件都无法改造，改一个螺丝钉都必须得到外方母公司的批准。有人把中国的合资工厂比作跨国公司的手和脚，而中方企业则被戏称是“丫鬟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与此同时，尽管进入中国轿车行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相对欧美市场而言，中国市场仍然是跨国公司获利最丰厚的地方。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德国大众的许多零部件，长期都是在欧洲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卖给中国国内的合资厂商，加价30％是常事。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本田公司在广州生产的雅阁牌轿车，售价高出日本国内价格约六成左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7）

三、合资变独资的隐忧

1。　过河拆桥的套路

从通用公司第一次来中国洽谈合作，向中国引入了“合资经营”的概念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是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譬如可口可乐在中国须与国营的粮油公司合资，宝洁须与地方的日化工厂合资等。这一则是鉴于中国政策的要求，另外则是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不熟悉，要处理好在中国方方面面的关系，成立合资公司去拓展业务对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但在合资中，跨国公司明显是占据主动地位的，他们会对合资对象提出很高的要求，内容包括：中方合作的企业要把自己最好的资产拿出来，中方企业的包袱一概不要，地方政府要给许多优惠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跨国公司对市场已经熟悉，市场渠道已经稳固，在没有政策压力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往往会“过河拆桥”，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

1997年可以看做是外商直接投资从选择“合资”方式走向“独资”方式的分水岭。当年批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9067个，合资企业9001个，独资企业数目首次超过合资企业。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更加凸现，从这一年开始，跨国公司纷纷出手，收编自己早先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变“合资”为“独资”。

2001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体公开表示，“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同年11月，摩托罗拉把全球董事会选在北京举行，它在中国的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9％，而获得的回报却达到总利润的17％。董事会决定在未来5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当时该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合资企业是浙江的东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长施继兴提出，要么中方出让股份，要么美方退出合资。施继兴选择了第二方案，摩托罗拉随即退出并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独资行动更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还有百事可乐。百事可乐为让自己独资的子公司抢夺山东的地盘，单方面停止了对合资的山东子公司的品牌使用授权，双方最终对簿公堂，结果百事完胜。

自2001年起，中国的独资企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2007年我国新设外商独资企业约万家，外商独资方式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8％。

2。　独资背后的隐忧

从跨国公司自身角度上看，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具有生产与经营的高度自主性，具有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商业秘密外泄等优势；而合资企业中，双方股东在企业制度、管理、文化乃至政治、道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经营中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此外，合资公司每年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交给中方的股东，这也是跨国公司所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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