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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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