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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16岁学生伢子的肩膀还有些稚嫩，但是他很快就适应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和大人们一样挑起了百斤重担。

“一回家就搞双抢，和大人一起挑粮谷，从洞湾挑到双溪口，8里路。第一次挑的时候挑80斤。哎呀，挑得咬牙切齿。路怎么这么长啊，担子怎么这么重啊。我还有个怪怪毛病，大人穿草鞋，我怎么觉得草鞋穿到我脚上很滑稽，我就不穿，打赤脚。有时候路上一个尖尖的小石头，一下摁到脚上长硬茧子的那个地方，哎呀，痛得钻心啊。

“我就老觉得那个扁担啊，在大人身上不一样，悠悠地晃，悠悠地晃，它还晃出一种姿势来，晃出一种韵律来。大人们全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个手巾这样揩一下那样抹一下，前前后后还聊天。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跟在后面就那么苦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那个样子啊。天晓得第二年就是他们那个样子了。17岁，我就挑得百斤担了，有时候我还霸点蛮、发点狠，挑110斤、120斤，我的扁担也是个悠悠地晃，悠悠地晃。”

很快魏文彬也学会了跟老农们一样的休息方式，譬如抽旱烟解乏。中途歇肩，往路边的石头上一坐，掏出一包烟丝来卷“喇叭筒”。他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喇叭筒”总是卷得不如别人好。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烟是郴州烟，两毛七分钱一包，我抽不起。我就把我父亲的烟丝包一坨，和大人一起搞劳动的时候，中间休息，我也很幸福地从袋子里面拿出一包烟，和别人一起卷，我卷不了别人那么好。别人嗖一下卷得乖乖致致的，我卷不了那么紧，松松垮垮的，皱皱巴巴的。”

第一章　“前度魏郎”的“蛙跳”传奇（2）

很难想像，如果照着这样一条路线继续前进，魏文彬的人生将会走向怎样的目标，最后将停留在怎样一个历史坐标上。

但是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1．2　　沸腾的矿山

那时读书出山的路径暂时废却，穷乡偏壤的农村青年要突出重峦叠嶂的包围，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要么参军，要么招工。

1968年魏文彬报名参军，顺顺利利地过关，接兵的军官称赞他“才貌双全”，人长得好，字也写得漂亮，但是最后，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坐上大卡车扬长而去的人里，并没有他。那时“红领章”是全国人民的理想，毫无背景的农村青年挤不上这趟车或者挤上去又被别人挤下来，稀松平常。

1969年涟邵矿务局在桃源设点招工，这一次魏文彬总算如愿以偿，穿上了矿工装。头戴矿灯、脚穿深筒胶靴、腰扎皮带的矿工装束，虽然不如军装那样时髦，但在当时也是令人称羡的。尽管走出一个山坳，走向的仍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坳，但是此山非彼山——老家的山山岭岭，代表着落后的农业文明，矿山则代表着新兴的现代工业文明。

那时矿区生活是令人激动的一片沸腾。魏文彬还记得他初到矿山时的兴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热闹，几万人，密密麻麻的。”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火热的集体生活。第一次下矿井，一个吊车把他送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的新奇与兴奋远远超过恐惧。事实上他对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

魏文彬实际上只当了半个月的矿工。他还没来得及对井下的黑暗产生恐惧，就在涟邵矿务局的写作竞赛中脱颖而出，当即脱下矿工装，戴上才子的桂冠，转去洪山殿煤矿子弟学校，直接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其时他自己真正的学历，严格来讲就是初中毕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时的佼佼者。他能写、能讲，显示出远非一个寻常初中生所有的扎实功底，很快就被学校作为业务尖子送往邵阳师专进修。进修回来之后成为语文教研组组长，并且挑起了高中语文课程的重担。他上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年轻轻轻，活力四射，上课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下课是同学们的好朋友，经常在运动场上跟学生打成一片。

1．3　74级4班的小魏

1974年，24岁的魏文彬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机遇。他作为涟邵矿务局的杰出青年获得单位推荐，成了湖南师范学院（即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

中国高等教育自1966年起因*陷入瘫痪，1971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高校因此恢复招生，采取推荐制，规定受荐人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招生名额由中央政府负责分配，逐级下发，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毛泽东以为采取推荐制度可以保障工农兵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改变以往高等教育资源主要为干部子弟所占有的局面。

可想而知推荐操作的弹性尺度有多大。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有些地方达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一个推荐名额都有成百上千双眼睛盯着。想来涟邵矿务局还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地方，所以魏文彬这样的杰出青年顺利获得了一圆大学梦的机会。

第一章　“前度魏郎”的“蛙跳”传奇（3）

湖南师范学院紧邻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曾是湖南最重要的文科人才培养基地，中文系全国驰名。魏文彬在这里度过了如鱼得水的三年时光。74级4班的小魏，给师院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魏文彬的好友、74级3班的梁瑞郴　同学回忆说，魏文彬会读书，会思考，不盲从，会行动。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喜欢反着想一想。当时满世界“批林批孔”，他就冷眼旁观，嘀嘀咕咕地说些怪话：“批孔老二，批他什么？批他‘克己复礼’。‘克己’是什么？不就是‘斗私’吗？毛主席不是说要斗私批修吗？！”结果，因为参加政治活动不积极，他在大学里没能加入党组织。

有一段时间，魏文彬穷究辞理上了瘾，不停地针对一些司空见惯的字词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让很权威的语法老师也刮目相看。有一次他忽然提出来说，“重”字可能原来是表示距离远的，因为它是“千里”两个字组成的，同学们听了都觉得很新鲜。还有一次他坚持“恢复疲劳”搭配不当，应该是“去除疲劳、恢复精力”才对。老师们慢慢地都知道了，74级4班有个小魏爱琢磨，爱发问，爱辩论，要打起精神“对付”他才是。

爱发问爱辩论的魏文彬也给一些同学留下了爱出风头的印象。魏文彬对于自己当初的积极发声并不否认，但他认为那与爱出风头是两码事，爱出风头是把吸引注意力当成目的，他的发声则是旺盛的求知欲使然。

魏文彬在师院的发声卓有成效，他进了师院的团委会，活跃在师院的“文坛”上。临近毕业的时候，两件大事使得他成为举院瞩目的焦点，他的名字在师院看不见的注意力排行榜上久居不下。其一是从平江搞完社会调查回来，他代表调查小组面向全院上千名学生做了一个报告；其二是发表了一篇题为《写在冰雪解冻的日子》的散文，湖南日报登了满满一大版。

魏文彬做报告的时候，梁瑞郴也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做报告的时候，手势啊，眼神啊，打比方啊，排比句啊，什么都上来了。他不是一般的念稿子，他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的语言你注意过没有，质朴，生动，经常夹杂一些方言俚语，很有表现力、感染力。学生给学生做报告，那么大规模，底下鸦雀无声，今天的大学里应该也不多。”

当时以学生的身份在省内最高级别的报纸上发表满版的大作，当然也不多。那时学校里都设有阅报栏，74级4班小魏同学的大作好几天都留在阅报栏里，跟前天天挤满了闻讯前去读报的同学。

毕业分配的时候，作为这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魏文彬曾经拥有至少三个留在省城长沙工作的机会。其中一个选择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设想一下，如果1977年魏文彬就进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他和湖南广电共同的辉煌会不会因此提前呢？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命中注定魏文彬要在四年后才能与湖南广电真正结缘。本来属于魏文彬的三个工作机会，一个接一个被他的同学拿走。他在湘江的西岸发奋学习，却对东岸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以为毕业分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事到临头才知道自己天真幼稚得可笑。

省城长沙没有立足之地，他只好背起简单的行囊，依旧回到矿山。

离开长沙的前夜，他独自站在湘江边上，遥望江那边的灯火。那时湘江的夜晚远不像现在这样热闹，河西河东一水之隔，几乎是两个世界，这边是寂静的山麓、穷酸的书生和质朴的渔民，那边是看不见的权力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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