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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制毒厂先后失败后，1931年年底又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办了一个制毒工厂，以广东人黄彰发为负责人，聘用日本技师，复制四川运来的粗制吗啡、海洛因。1932年夏，这间工厂又迁至上海虹口的公共租界，并用叶的同乡周养元、王开炎为技师。这时，复制出来的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倾销地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也有部分远销西北各省。这个厂的海洛因，分为白布方包、硬纸方包、软纸方包三种。”这个制毒厂不久也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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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3）

本世纪40年代，贵州流行吸食白面（即海洛因），白面销售日广，获利甚厚。一些“奸商在地方恶势力的庇护下，选择产烟山区僻静地点建成小型工厂，就地取材，采购便宜烟土秘密从事白面制造，然后偷运市场销售”。（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沦陷区制毒贩毒，毒化中国人民。“1938、1939年间，天津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曾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因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曾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1940年宫崎部队由松井接任部队长，改称2094部队，伪军则改称大城治安军，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刘部进驻大城县东滩、西滩、当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位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围绕村边有六米宽的水渠，东通大清河，西连子牙河。这里既有水源又可提供厂房，而且通往王口镇只有一条咽喉大道，大小汽车可畅通无阻。”刘部将这四个村划为海洛因制造厂区，在大路口设岗楼警戒，严禁外人进入。在这里，仅一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海洛因制造厂。

海洛因制造一厂，由汉奸陈昆元（时任伪蒙疆实业部嘱托）等人合股建立，计有股本500万元（伪币），厂房22间，总面积300余平方米。1940年6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1000件左右（海洛因每件700两），可赚2500万元之巨。

海洛因制造二厂，由朝鲜浪人宋玉良等集资兴建，计有股本400万元，厂房14间，总计200余平方米，1940年7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海洛因8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三厂，位于张家营村，有厂房22间，占地一亩许，由韩子秀纠合中、朝奸商、浪人集资兴建，股本有200万元。1940年9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5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四厂，位于西滩里村街中心，计有厂房15间，占地约半亩，股本200万元，股东以张克栋为首，纠合中、朝籍人组成。1940年12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海洛因300件。

海洛因制造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厂房18间，面积约一亩。股东都是烟毒大客，初期股本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7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三五百件海洛因成品。

上述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受到伪军以及日本2904部队的庇护和支持，大肆生产、销售海洛因。五个厂每月共约生产3000件，210万两海洛因，其所造成的毒害之大自不待言了。（参见王龙：《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受到制造海洛因、吗啡技术的启发，在一些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工具生产梭梭烟等土产毒品。

民国初年，安徽亳县制毒贩毒情形十分严重，尤以当时民团、商团团长蒋逊之为突出。蒋氏是亳县八大家族之一，掌握地方武装，又兼任商会会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张荫庭：《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西康省雅安，制造吗啡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当时，烟商收购了大量鸦片，天有不测风雨，一场大雨将其全部淋湿。为了减少损失，烟商从成都聘请技师以湿鸦片制吗啡。大量的吗啡上市后，深受瘾君子欢迎。“继吗啡之后，各种毒品也相继上市了，如梭梭、红丸、快中快、手里酥等，这些东西的毒性要比鸦片大很多倍，吸者在短期内由胖变瘦，由瘦变成皮包骨头，很快就被毒死。”（杨治国：《西康省雅属的烟祸》，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江津，1941年以后，“由鸦片制成的毒品——梭梭、嘈达、白面、吗啡、金丹、红丸纷纷出笼，以其服用简便，深得瘾民喜爱。”（邹遂良：《解放前江津烟毒》，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云南，抗日战争时期，除鸦片流行外，“还有一项更剧烈的毒害，就是梭梭烟和曹达（亦作嘈达）的流行。约1941年后，有川人来昆明，向吸烟人收买烟枪内积存的烟膏（即烟枪内的烟垢），用以配合沃水（又称无水，即无水醋酸），制造最毒的梭梭烟和曹达。这两种毒品，吸食携带都很轻巧便利，用微火隔纸略烘，便有轻烟出现，再用竹管把青烟吸食下喉，立刻可以止痛，但吸上瘾后，面色由黄而青，由青而黑，饮食减少，精神疲弊。每天如不照习惯吸一定的数量，便和死人一样。”（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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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4）

从上述材料看，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以上我们举例说明了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国民党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不开的。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晋江张林村全村几乎家家生产吗啡，成了吗啡之乡。这表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在制毒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上海先后设厂制毒，也是利用其亲属管理负责的。封建家族的血亲关系，为制毒、贩毒提供了组织基础，并显示了烟毒的中国特色。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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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国产化的危害（1）

自晚清鸦片弛禁以后，国产鸦片以其低廉的价格抵制了洋烟，实现了鸦片的国产化。然而，鸦片这一毒品的国产化，导致了烟土价格的下降，吸食者的增多；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的增大、农业生产的萎缩；也导致了城市工商业的停滞。因此，鸦片国产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吸食者的增加。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中国生产的鸦片质量不断提高，以与进口鸦片相抗衡，而其价格仅相当于洋药的一半。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鸦片每担260海关两，而进口鸦片高达528海关两。同时，土产鸦片遍布各地，可以就地贩卖，运输距离较短，所交厘金税自然很少，而进口鸦片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运费高昂，关卡抽厘，因此，越往内地洋鸦片价格越昂贵，土烟价格越便宜。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花上百十文就可以吸上一次上好的烟膏，一饱烟瘾。据记载，“清末未禁烟时，（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密若繁星。大烟馆如南北诚信第一楼、青莲阁、五层楼、论交楼、升平楼、南北寄园等，日夜客满，几如山阴道上，有迎接不暇之势。此外，潮帮小烟馆亦星罗棋布，遍地皆是。另有广州烟馆，如广诚信、正诚信、广诚发、广诚昌等，亦不下数十家。洋场烟膏，惟广帮第一，各帮均不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惟广帮烟灰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别帮不能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在上好的大烟馆中吸食，每钱花费百十文，而在低下等小烟馆中吸食，其价钱则更低。

另一方面，鸦片种植弛禁后，全国各地，无论东西南北，都大量种植，使无论城市乡村，罂粟花都在盛开，鸦片烟膏都有销售。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从湖南、湖北运粮接济。如果“略见小灾，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

云南是烟土生产的重要产地，罂粟的种植也危及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交收浆，与小春种豆麦的时间相同，烟地既占去了粮食的耕作面积，粮食当然要减产了。以肥沃的土地，种植害人的毒物，过去（指1949年以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自从鸦片弛禁以后，小春生产锐减，更是年年闹饥荒。彭毓崧《渔舟纪谈》又载：‘滇人以烟为命，即不能不以烟为粮。’一个地方怪异到以烟为粮，其危害民食是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所以种烟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的极度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懦弱者啼饥号寒，强壮者铤而走险，过去云南匪风的猖獗，是与烟祸分不开的。”（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以农立国的中国面临着缺乏粮食的严峻局面，粮食的价格一再攀升，自光绪后期以来，“谷米日贵，粮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转引自《中国毒品史》第18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罂粟的种植，也影响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如山西大同以生产黄花菜闻名，年产量在300万年斤左右。自从种了罂粟以后，黄花菜种植面积一天天在减少，产量一天天降低了，最低时年产量仅40万斤。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时，曾强令将3000亩宿根黄花菜水地、二阴地改作罂粟种植，对这一经济作物的破坏尤为显著。

最后，鸦片国产化，即鸦片罂粟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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