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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第2页）

布兹哈特说：“我不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真的把他们与外界的谈话进行了录音，我一点也不会吃惊。我认为即使他们录了音，他们也不会承认。”

“不会，他们不该承认，”尼克松说道。显然，对国家安全局把出人本局的电话录下来这一件事，尼克松是持支持态度的。

“甚至录下与我通的电话，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布兹哈特答道。

“他们是一帮不切实际的家伙。”尼克松说。

布兹哈特又补充说：“他们共有75000　人。”

“我想胡佛把他和所有别人的谈话都录下来了。”尼克松说。

1973年5　月16日和17日，在与尼克松讨论的时候，布兹哈特也谈了国家安全局另一个极秘密的非法行动，该行动代码为“三叶草”。该行动涉及美国的主要电信公司与国家安全局达成的协议。这些公司每天把美国发出及收到的国际电报复制后转给国家安全局。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国家安全局已列出一份有600　多名美国公众的监视名单。这些名单储存在国家安全局的电脑里。凡是有关这些人的通讯内容，包括通过“三叶草”方案所获取的电报，均被挑拣出来，进行分析并送到联邦政府任何需要该情报的人员手上。布兹哈特说：“总统先生，这种系统在某些国际输出输入线路上进行信息接收，也就跟一些通讯公司传递国际通讯信息所使用的方法一样。”

尼克松对此事兴趣不大，因为这件事和他自己的水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至少是水门事件中的一件事情。这件事……”

布兹哈特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不会起什么作用。国家安全局总是插手一切国内事务，他们把这叫做外交政治。”

国家安全局应感到庆幸的是，布兹哈特和尼克松没有就“三叶草”之事再谈什么。但在1975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辞职两年之后，搜集关于“三叶草”的线索的调查又开始了。这次调查是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发起的，旨在调查美国情报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可能存在的非法行为。

一位30岁的律师L。布里特。斯奈德被指派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他说：“派我去调查人们认为最为神秘的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他的上司提醒他说：“人们称国家安全局为‘查无此局’。”

调查之初，斯奈德向国会研究处要求提供公开记录中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所有资料。他说：“很快，研究处向我们提供了材料，那是《政府机构组织手册》上的一段文字和《滚石》杂志上一篇明显有误的文章……1975年前国家安全局和国会之间从未有过相互监督的关系。”

发现国家安全局这些深层秘密的最初线索是：在当时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下，有关方面早些时候对情报系统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的最终报告中提出几点意见：“首先提到了中央情报局在纽约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以方便他们复制电报时使用，”斯奈德说，“还提到了中央情报局要求国家安全局对一些积极参与反战运动的美国公民的通讯进行监控。这么一来，我们就找到了可以深人调查的线索了。”

一连几周，就复制电报和监控通讯两方面提出问题，国家安全局百般拖延。最终，丘奇委员会向国家安全局正式提出质疑。但是，国家安全局声称这些问题极为敏感，为此，仅让丘奇和约翰。托尔听取简略的情况介绍。不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国家安全局曾监听美国公民的国际通讯。斯奈德说：“既然公众都知道了这件事，国家安全局就要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在国家安全局，斯奈德听取了有关“三叶草”行动简要汇报。“三叶草”行动进行得非常隐密，即便在该机构内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汇报人告诉斯奈德：“每天，情报员乘火车前往纽约，回到米德堡时带回一大卷一大卷的磁带。这些磁带都是前一天经由三家电报公司从纽约发往世界各地的电报拷贝。其中，有关外国驻美机构的电报或看似加密的电报都被进行了电子加工。”

虽然磁带上也有美国公民发往国外的电报，但如汇报人所言：“我们忙于破译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电报，因而对此无暇顾及。”他又补充说：“此项工作已在前一年5月被国防部长下令终止，因为丘奇委员会已开始调查国家安全局。”斯奈德问道：“是否因为他得知丘奇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国防部长才终止了此项工作呢？”汇报人回答：“只是因为此项工作并没产生多大价值而已。”

但是，每当斯奈德试图去调查这一行动的背景，如什么时候开始的，批准人是谁以及进行了多长时间等，他得到的答复总是“我不知道”。汇报人说，只有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知晓此秘密，可他已于1974年4　月退休了。

9　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斯奈德前去马里兰州肯星顿托德拉的家中拜访。他说：“显然，托德拉对于向我这样的调查人员吐露此事感到不快。他说他并不担心我会怎么样，而是担心那个委员会可能在知道情况后干出什么事来。他问我关于‘三叶草’之事知道多少，我说了我所掌握的情况。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述此事，一直谈到傍晚。”

托德拉告诉斯奈德，“三叶草”计划最初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说：“所有的大通信公司都参与了此事。但是，这些公司做这些事情连一文报酬也没拿到。”当时，有人向这些公司保证说，总统哈里E。杜鲁门和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知道这个行动并已批准继续进行。但是，直到1973年6　月，在托德拉最后把此事告知国防部长詹姆斯E。施莱辛格之前，他还不知道此计划已得到了更高层人物的批准。

“就他所知，尽管国家安全局属于国防部，施莱辛格却是惟一知道此事的国防部长。”

托德拉这样说。

就像已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进行仔悔一样，托德拉概述了这一非法计划，后来斯奈德把他的话总结如下：在50年代一直选用电报纸带，在纸带上打上孔，然后加以扫描进行电子信息传送。每天，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去取那些留下的一卷卷打孔纸带，然后带回米德堡。60年代初，电报公司开始使用磁带。虽然这些公司愿意继续合作，但他们想自己存下这些磁带。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得找个地方来对这些公司的磁带进行复制。1966年，托德拉亲自出面，请中央情报局帮助在纽约租用一间办公室便于国家安全局进行磁带复制，于是便租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一直用到1973年。托德拉说，1973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律师担心此事不合法，中央情报局才不再给国家安全局提供地点。后来，国家安全局就自己在曼哈顿找了间办公室。

托德拉回忆说，尽管国家安全局有许多职员知道有一个被称为“三叶草”的计划，然而在那几年，只有一名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一直负责此事并直接向他汇报。

托德拉回忆说，好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听到关于“三叶草”的传闻。他说，这一计划就是这样，不引人关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我问，国家安全局是否会利用“三叶草”计划获取的磁带来暗中监视美国公民的国际通讯？托德拉回答说：“那根本不可能。”他说，一般来讲，国家安全局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他又说，有几次，国家安全局根据一些美国人的名字来监视他们的国际通讯内客，但仅此而已，“三叶草”计划就是按照这一准则挑选磁带的。

他特别指出……尼克松政府原想将这一工作转给联邦调查局去做，但他们不愿接手。

我问到国家安全局阅读美国公民的电报是否合法，他说：“这你得去问律师。”

我还说，我本该想到那些电报公司会让人担心。托德拉说，“就是这些电报公司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不管他们在国家安全局的要求下干了什么，那都是出于爱国。公司一直认定，国家安全局要这些磁带是为了查找外国情报，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局的使命。如果美国公民的电报被偷看了，这些公司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托德拉。我认为这些公司向政府提供磁带，无论政府做何用途，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给政府提供了一种使用手段。他们该为此承担责任。

我的话惹得托德拉第一次在谈话中大发脾气。他重申，这些公司不应负责任。

他们只是按政府要求去做，政府向他们保证过，这样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如丘奇委员会将这些公司的行为披露出去，只会使这些公司陷于一种难堪的境地，甚至会使它们受到起诉，并且会挫伤、打击美国其他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今后合作的积极性。我告诉他，丘奇委员会还没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如何处理那些卷入此事的公司。我们友好地道别，但他显然为事态的最终结局担忧。他对政客们的不信任溢于言表。

托德拉就此事认错道歉之后，斯奈德开始调查：这些电报公司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一计划的？对这一计划了解多少？只有原美国全球无线电公司的一名雇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说军方曾找到他，要求公司与军方合作，”斯奈德说，“真该死，他只知道这些。”还有一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负责人，“他来作证时，身边簇拥着他公司的一群律师。一旦我的问题涉及某人的姓名及职位时，这些律师就对我的问题提出异议。我对他们说，这是在美国参议院，不是在法庭上。如果他们还要对我的问题表示反对，我会叫一位参议员来否决他们的反对意见。我说完这话后，他们就不吭声了。”

委员会起草报告期间，斯奈德反对向公众披露这些公司的名字，但是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弗雷德里克。斯沃茨表示反对。他说：“这些公司有责任保护其客户的隐私。他们的行为应当被揭露。委员会如不将这些公司公布于众，委员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在丘奇的压力下，委员会没有考虑国家安全局的强烈反对和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的不满，经过投票，决定将报告公布于众。”

杰拉德。福特总统打电话给丘奇和其他参议员，恳求他们重新考虑此事。但是丘奇决定将此事追查到底。第二天，国家安全局局长卢。艾伦中将在委员会公开作证，这在国家安全局是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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