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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光和毒打。在部队，大家都把苏力看做是自己的小妹妹。苏力整天见到的，是红军大哥哥、大姐姐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

八岁踏上长征路

到部队没多久，也就是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苏区，同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未满9岁的苏力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大人们也不跟她说什么。她只知道跟着大姐姐行动。长征开始，苏力领到了第一套军装，可是没有小号的军装，苏力穿上身，像穿上袍子。红军也没有鞋，要么是自己参军时穿来的鞋，要么就是草鞋。每个战士还每人领到一袋青稞，一袋子炒面。那些大姐姐说，让苏力拿两个袋子，还要走那么长的路，那哪行。结果大家就帮着苏力背一个袋子。还特意关照她说，小鬼，你不好乱吃，吃光了就要饿肚子。可是要那么小的孩子做到，真有点为难。肚子饿的时候，苏力就悄悄地边走边吃，到了宿营地，苏力的粮食也基本上吃完了。班长知道了，就批评苏力，可是批评归批评，也不能看着小苏力挨饿啊，于是，几个大姐姐你给一点，她给一点，想办法让苏力填饱肚子。苏力记得，他们的部队离开毛儿盖之后，就进入了草地。这是1935年的冬天，当部队准备干粮打算过草地时，大姐姐们突然问苏力：“你走得动吗？”“走得动。”苏力大声说。“走不动可以回家。”“不！”小苏力急得哭了，“我回去要被打死的。”她边说边给大家看额头上的累累伤痕。其实，战友们之所以有那样的考虑，主要是因为当时草地离她的家并不十分遥远，相对于过草地而言，回家更安全。苏力的那股倔劲感动了大姐姐，她们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草地上跳舞

位于川西北与青海交接处的茫茫大草地，没有树木，没有石头，有的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走路时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另一脚必须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不过在沼泽地，苏力年纪小体重轻倒有了优势。有时候，苏力的腿陷到沼泽里头了，有人来拉一下，苏力就起来了；有时候，苏力拽住大人的衣服，或者拽着背包带子也能过去。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苏力竟然还要站到沼泽地上跳两下，大人就叫，小鬼你又在那儿乱跳，陷下去怎么办？不过小苏力也有担心的时候。那就是晚上睡觉。革命浪漫主义说“地当床”，草坪好像足球场一样大，上面又很平，听起来这样的床很不错的。但看着是草坪，实际上早上起来，才发现是睡在水里了。所以这一句话应该这样说：“天当被子，地当床，早上起来晒衣裳”。可是让小苏力担心的还有掉队，所以，睡觉的时候，苏力还要拉着别人的手，生怕别人走了不叫上自己。沼泽地天气也变化无穷，有时候热得要命，有时候下冰雹，有时候刮大风，天气变化无常，像小孩面孔，一天三变。但是，这些苏力都不感到苦，苏力心里最最担心的是掉队。苏力只知道，一掉队，就会饿死。或者被当地的藏民抓走，抓去当奴隶。但是，苏力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天晚上，苏力掉队了。无可奈何的苏力就坐在路边上哭。幸好，苏力当时离开部队其实不远，红军的搜救队不久就找到了她，问苏力是哪个部队的，苏力也说不清楚，就只知道是被服厂的。还有一次，部队休息时，她和另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结伴到附近去找野菜。一位红军大哥哥不放心，跟了上来。当他们返回宿营地时，队伍已经出发，他们掉队了。也不知走了多久，苏力突然觉得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背起了苏力，一步、两步，约摸走了1百多步，苏力再也不忍心让他背了，坚决要求自己走。于是，草地里，大哥哥一手搀一个，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下，三个人艰难地行进着。饿了，大哥哥拿出干粮，“先吃我的，你们的留着以后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水；累了，大哥哥再次把小苏力强行背到背上。大约过了半天时间，在草地上一块比较结实的开阔地，三个人终于赶上了正在宿营的大部队。苏力至今记得他姓刘，四川人，个子长得很高。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这以后，苏力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哥哥。

违反纪律蹲禁闭

一天行军，苏力不小心把一个茶杯丢了。安营扎寨开饭的时候，没有杯子，怎么吃饭？苏力灵机一动，想到喇嘛庙来，庙里供案上有木头的碗，拿一个木碗来舀饭比杯子还要方便。班长看见了就问苏力哪来的，苏力就老老实实说了。班长的脸立刻变得十分严肃。班长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班长批评苏力怎么可以拿群众的东西。这还没完，宿营后，班长又批评了苏力一顿，还把苏力关到老百姓的羊圈里头，蹲一天禁闭。过了草地，苏力和部队来到了阿坝，修整一个月，离开阿坝，部队开始爬雪山。爬雪山不比过草地，苏力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个时候，苏力感到的是更苦，从早上爬到晚上，上去以后，就坐在雪上，好像爬犁一样往下滑。雪山的天气非常恶劣，要么刮大风，要么下雹子。更苦的时候是断粮。有人挖野草野菜，有人把皮带拿下来，先放到火里烧，烧糊了再放到水里煮，要是捡得到牛骨头，就放在一起煮。再放点青稞，青稞也不能多放，只能一人倒一点在锅里，然后搅一搅，一人一碗。多也是一碗，少也是一碗，大家就这么一碗，吃得饱也好，吃不饱也好，都是一碗。就这样，总算是填了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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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最苦是战友离去

回忆当年，苏力在整个长征路上，碰到过许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最伤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头一天晚上，大家一起躺下去休息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有战友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世。这些战友的死，很多人是因为饥饿。有的人甚至自己饿了，也舍不得吃干粮，把自己那份让给象苏力这样的小孩子吃，让给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吃，可是自己却在睡梦中去世了。

苏力参加文艺演出当时，苏力班里有个年长的炊事员，爬雪山的时候，还要背一个做饭的铜锅，刚爬到半山腰，呼啸的大风就把那个炊事员连人带锅一起吹下山去，苏力和战友们只好干瞪眼看着，救也没办法救。长征的艰难困苦还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国民党的飞机来撂炸弹的时候，被服厂的战士就躲，但有时候还是有人躲不及。有一次，躲在草洞里的苏力，眼看着一个大姐的腿被炸了，飞机走了，苏力去搬，但她怎么也搬也搬不动。苏力拼命地叫她，那大姐苏醒过来，苏力只好搂着她。其他战友陆续来了，决定抬着她走，可是还没有抬起来，大姐已经断气了。于是，几个战友，把她抬到山脚，用手挖坑，掩埋了这位大姐。还有一次让苏力更加悲伤。在一次敌机的猛烈轰炸中，一发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轰”地一声巨响，苏力昏死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她醒来时，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尽管自己身上满是鲜血，但丝毫没有受伤。原来这是大姐姐的鲜血，她已经牺牲了。由于当时还是个娃娃，苏力记不清楚这次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位救命姐姐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在那危急关头，这位姐姐是如何挺身而出，把自己压在身下的。解放后，特别是在长征纪念日，苏力时常想起这位姐姐，她很想找找这位姐姐的家人，好好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可是无从查找。后来，部队要过大渡河了。没有桥，就是几块板放在铁索上，算是桥了。他们过大渡河的时候还是晚上，苏力根本不敢站起来，怕一下踩空掉下深渊。所以是爬过去的，摸着板，一块块摸着爬过去。后来，红军给养非常缺乏，根本没有布料需要加工，苏力所在的31军被服厂解散了。这时，苏力在行军中，看见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走，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每到一处，大哥哥大姐姐对她这位“红小鬼”都很关照。她弄不清楚部队的编制序列和番号，也就无从知道自己是跟着哪个师哪个团行军了，但她知道是跟着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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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张琴秋当通信员

长征中，苏力能记住的惟一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张琴秋。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为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小小的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刚学会的三首红军歌曲。然而，她却未能完成张琴秋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当时，张琴秋让苏力把一封信送给60里外的某个人，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可是，小苏力赶到那地方，却没有找到那个人，但她知道信的重要性，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又连夜赶了回来。这一天一夜，她粒米未进。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与马家军作战，准备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联系。当时苏力正准备渡黄河时，由于胡宗南部队的阻击，没有过去。如果当时她过了河，参加了西路军，也许早已永远地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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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伴随终生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苏力来到了延安，1936年底，苏力就跟着西北战区的服务团，上前方抗战。虽然，苏力当时只有10岁左右，但在地主家里受难受苦的时候，她从来不知道是害怕，上了前线，虽然枪林弹雨，苏力还是不知道害怕。其实，上了战场，害怕也没用。不过，苏力依然知道，一是不能做俘虏，二是不要掉队。做了俘虏没有好日子，掉了队以后也没有办法。一直在战争环境里长大的苏力没有文化，可是苏力也有学文化的办法。行军的时候，让前面的战士背一张纸，纸上写字，苏力就在后面学。到了宿营地，苏力就拿棍子，在地上写。后来，苏力又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决死队五团（后改编为长城演剧团），用歌声和舞蹈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苏力觉得，她对不起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战友，因为她歌唱得不好，舞也跳得不好，她没能在他们生前为他们献出精彩的演出。之后，苏力到延安学过护士，去东北从事公安工作，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井冈山地区……1960年，她随丈夫到了上海，成为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征精神”始终鼓舞着苏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土改等工作时，傍晚开完县委会，她总是身背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一个人走七八十里山路，连夜赶到另一个村庄发动群众；她从不“与民争利”，加工资时，她每次都把名额让给比自己级别低的同志，以至于到了离休的时候，她的行政级别依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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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有什么用？

——采访26个健在的老红军之后的一点感悟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黎云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70年的光阴隧道中穿梭了26个来回。一个月里，我不停地做梦，而且是梦幻。我梦见了脑袋上中了三枪的彭永清，梦见了被毛主席称为长征路上“灯笼”的戴镜元，梦见了死守倪家营子的西路军连长杜天荣，还梦见了外号老兵的红小鬼吴世昌，红色报务员彭富九、还有蹇先佛、肖荣昌、黎东汉、刘月生、苏力……70年了，他们已经暮年，对于并不关注红色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和所有颤颤巍巍的老人没有什么区别，安静地生活在遍布全国的干休所里。其实我对他们也不了解——尽管我对于军事和历史兴趣很浓厚。但我可能更加功利，在花时间去研究历史的时候，同时总在考虑这种研究对现实有无指导意义。但我对他们却耳熟能详。因为他们的身上，都刻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名词，那就是“长征”。长征几乎成为了他们生命肌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说起长征，他们或神采飞扬，或痛哭流涕，或激动不已。总而言之，这种采访的情绪是或多或少地感染着我，让我的情绪无法平静。但有例外。例外能够平静的，便是几位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一位女红军这样向我描述她的长征。她说：“一个人只要想活下去，她就一定能坚持下去。”这句话改变了我对女人的看法。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坚强，所以不太喜欢女强人或性格刚强的女人。但这个柔弱的老人改变了我。从老人那里出来，我开始了思考。我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思考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为什么要纪念长征，比如我们纪念长征，到底是在纪念什么？然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飘渺的问题，比如我是谁？我有什么用？——有一个同事说我不如食堂烤烧饼的，搞得我很郁闷。后来我回家想了想，觉得还真是不如烧饼师傅——人家每天能烤上百个烧饼给大家吃，而我呢？这个应该属于世界观人生观范畴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使我想到了一个正在做长征秀的栏目——一群人一边争吵一边重走长征。他们是在锻炼意志，健全体魄？或者说是体验艰辛，缅怀逝者？没错，这些都应该做，都是对的，也是有意义的。我又想到了那些没有走完2万5千里，倒在长征途中的烈士们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可资怀念的事迹、没有留下供后人祭奠的坟茔，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突然我知道我有什么用了——如果可以，我愿意把红军们当年挥舞的刀枪，铸成如今和平年代的史笔，为所有血洒沙场的将士写下传记。我还知道，我写下的文字，迟早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化为尘土。但是，我记录下来的精神，将永远不朽。长征的英烈们，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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