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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在明太祖的时代，解缙就因为其个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经到兵部去索要奴隶，出言傲慢。尚书沈潜报告皇帝，皇帝说：“解缙敢玩世而放肆吗？”于是改任解缙为御史。当了御史的解缙仍不老实，李善长因为“谋反集团”的案子被诛杀，解缙居然辨不明政治风向，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鸣冤叫屈的上告信，并上奏到皇帝那里。他还帮人起草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当时近臣之父都可以觐见皇帝，皇帝对解缙的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的儿子回去，让他进一步学习，十年之后再来，大用未晚。”

解缙一回家就是八年，但这八年并没有使一个才子学会如何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缩头乌龟，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缙上京奏事，拜见了皇太子后返回。随后，被人诬陷。朱棣既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对皇太子的权力也很警惕，于是，听从了谗言，将解缙下狱。

过了近五年，锦衣卫统帅纪纲呈上囚犯花名册，朱棣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在世上吗？”纪纲于是将解缙灌醉后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缙死后即被抄家，妻儿宗族都被发往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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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1）

考察了明帝国在文明史上的遗踪，凌沧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国建立后，已经沦为半野蛮化。

半野蛮化体现在帝国统治者的观念上，体现在政治、风俗、行政体制上，体现在人权、自由指数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汉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汉帝国的刘邦先生，也是一亭长，好歹是国家的底层管理人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彻底的农民，识字不多，注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灵魂深处的自卑。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让人蔑视和憎恨。而农民元首的卑微出身，注定要被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蔑视。正视朱元璋内心中的自卑，就足以了解其立国后苛酷集权、滥杀功臣、打击知识分子尊严的一些做法。明太祖用这些专制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弥补自己的心理缺陷。这正如《怪物史莱克》中的侏儒统治者法夸要用高高的城堡和浩大的场面来弥补侏儒的自卑一样。在先天条件上，由于唐宋开国的太祖、太宗基本上都是从地方长官和朝廷高级军官的位置上取得天下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包袱要小，而心胸相对宽广。

农民元首的局限还不仅在于自卑，更重要的是对天下、民族、政权的判断，已经完全经过了洗脑。虽然我不否认，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劳，但是他对元朝统治的认识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这么说，这种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识，也遗祸了几百年，以致在几百年后明帝国沦陷时，许多人都无法反弹起足够的民族意识。

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数，屠城无数，难道是功德？朱元璋无法解释古中国的灭亡，无法解释汉族权力沦陷和权力真空的事实，必须以王朝天命的观念来解释民族的更迭。

1370年，当北征将士俘获元的“嗣君”买的里八喇到京师时，群臣请杀俘献祭，朱元璋不许。群臣以唐太宗为例对朱元璋进行过劝说，但朱元璋的逻辑是：“太宗那是对付王世充。要对付隋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这样。”

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不杀俘当然是对的。而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大街上杀俘献祭，起到了鼓舞民气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逻辑并非不杀人，看他杀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时的残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逻辑是杀谁不杀谁，他的理论是：买的里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后裔，杀不得。

难怪许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识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皇权的继承逻辑和思想根源在此！

当时的捷报中可能充满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词汇，而朱元璋先生却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我和你们的父母都赖其生养，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古代统治者们自私的逻辑，如果不认元贼作父，谁来承认他朱元璋的绝对独裁和权威呢？！

明帝国的半野蛮化体现在其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制。我们知道，像西方的现代民主，除了建构在自由、人权和票选上，地方自治也是其分权制衡的一种方式。在唐宋时代，虽然也是承袭秦制，但皇权并没有膨胀到像明帝国这样。

帝国的政治是野蛮和血腥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阴谋反朱集团”的被打倒与株连九族等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统治的实质。蓝玉，可以说是民族的功臣和英雄。敌国灭，功臣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百姓的懦弱奴性，无法挽救功臣的性命。连敌国酋长的命都可保住，而功臣和英雄的命却不保，为何？权力的排他性使然。

当帝国一再书写这种忘恩负义和“苏丹式的司法残暴”（孟德斯鸠语），你有什么理由指望被虐待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不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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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2）

帝国的才子解缙是在雪天被特务头子灌醉后活埋在雪中的。这样的帝国，难道不是半野蛮化的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政权，也为汉族百姓免受游牧民族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当明帝国在1644年先被“流寇”困扰得半死，然后遭到清帝国铁骑的征服，人们就会尝到什么是更底层的奴隶的滋味了。

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人们的血性继续败坏，中原和江南将因为帝国君王的昏暴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将因为它的精英和百姓的性格的堕落而戴上几百年的枷锁和桎梏。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的。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胳膊来压迫人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清朝的暴政，与老孟说的何其相似。当它入关时，当明朝臣民还梦想他们向“流寇”复仇的时候，那无数压迫的胳膊早已藏在铁蹄后面。当铁壁合围的大幕拉开，当剃头易服的大幕拉开，当文字狱的大幕拉开，古中国的后裔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牢笼，而牢笼的大门在1644年已经砰然关上。

明朝沦陷后，有星光的长夜变成了没有星光的长夜，人们再次向地狱深处坠落，继续向下，向下……

走向东方奥斯威辛……明帝国的最后报应

明朝末年，内外更加交困。帝国从它创立之初，就不停地陷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边患即会重来，无论是鞑靼还是瓦剌，都在与明帝国摩擦。无论是因为边市的关闭，还是因为饥寒而为生存苦斗，最终的结果都是游牧民族的铁骑不断践踏明帝国的北方，有时甚至直逼京师附近。

明朝末年，税负更加繁重苛酷，政治更加黑暗混乱，而天灾正在迅速逼近——地震、干旱、蝗虫、瘟疫。最后，暴政和饥饿把帝国苦难的百姓逼上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路。明帝国的灾民为造反准备了大量的干柴，帝国政治的专制与昏聩成了助燃的汽油，而饥荒与瘟疫成了点燃火山的火种。

明帝国仿佛一个被蛀虫掏空了的庞大骨架，“流寇”们捅倒了它最后的支点，而等着收尸的竟是关外铁骑——一个为了蒙蔽中原和江南百姓修改自己国名为“清”的“后金”。

我觉得，一切的历史可能都会追随着报应。明帝国持续两百余年的好运已经到头，在他们当政的岁月，构建的每一桩冤狱，喝下的每一滴民血，都驱动着报应的轮盘朝着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前进。

没有明帝国的苛酷，那些流落东北的汉人能心生背叛之意，投向后金？

但是，即使苛酷如斯，明帝国仍是中原和江南百姓抵挡外族的一道脆弱屏障。

在明帝国沦亡后，登场的清帝国，成为了压榨百姓的利器，成了摧残天下民气的绞肉机。

清帝国的宁古塔、尚阳堡，流放着成千上万的中原和江南志士。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清帝国构建起一座座庞大的集中营——东方的奥斯威辛（凌沧洲先生首创的学术命名）。这些被剥夺了自由、财产和尊严的仁人志士——其实许多也是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在半路上就会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发往披甲人为奴”者，妇女多数会被奸污，而男人几乎没有不被杀掉的。

诗人丁介写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一个古老文明中的勇气、骨气在“集中营”里被摧残，百姓们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下，清帝国就像一个奴隶大杂院和大集市！

这是明帝国的报应。帝国君王的昏暴、愚昧而短视，帝国士大夫阶层的懦弱媚骨，换来了一座巨大的东方集中营——野心与贪欲、罪恶与血腥由权贵与精英们造成，代价却要由全体百姓来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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