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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不管是小路还是大路，路的两边都种上白桦树，槐树，梧桐树，杨树，枣树，杉树，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树，形成道道绿色屏障。一条条机耕路贯穿着整个果园。

每一个生产队居住的地方都靠近一条人工渠道，每条渠道都是相通的。渠道里常年流着清澈见底的水，整个果园人饮用，果树灌溉，都是依靠它。它像一根带子一样系着整个果园人，是果园人的母亲河。在整个场中心位置还有座水库，它联系着上游的水源，上游的水流进水库，然后会在水库里转一圈后，再流进果园的各个支流。水库很大，也很深。为了防止天干无水，场领导每年都在冬季水库干库后，要求全场工人挖塘泥，来保持水库水的保有量。

水库里面鱼类很丰富，每年春节前，场部都要将水抽干捉鱼，场部先将大鱼抓起来，剩下的可以让全场人下去捉鱼，自己捉多少都归自己。冬天下水捉鱼的味道是不好受的，特别是下雪天。我五岁那年就下水捉鱼，那年下了场很大的雪，水库的堤坝上是厚厚的雪，水库里结上了厚厚的冰，场部先安排从各队抽调的男工人下库捉公鱼，捉得差不多时，场长就一声令下，我们这些捉野鱼的大人小孩就一哄而下，在那样的天气下库捉鱼，完全是考验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不说水的刺骨，就让你站在水库边看捉鱼，也要勇气，刺骨的北风从你脖子里进入，你只有缩着脖子，裹紧衣服，两脚还要不停地运动着，鼻子是早已冻得通红，而且鼻滴还一个劲地往下流，耳朵是最招风的，早已冰冰凉凉的立在那里，是碰都不能碰的。我们没有胶鞋穿，只有在赤脚外包上一层尼龙胶纸，再用稻草包一层，稻草上再又用破布缠紧，像马靴一样，不能穿棉裤下库，只能穿着破破的单衣。公鱼未捉完，你就一直要守候那里，一分钟可以，一个小时你是无论如何也支持不下去的。当你听到场长的命令时，你已早以冻得麻木了。父亲这时会让我喝一口酒，鼓励我下库，我说：“爸爸，喝了酒，我要是在水库醉了怎么办？”“那就捉醉鱼吧！”我还是不解，咬着牙，踩着厚厚的冰上，一赤一划地往水库底走去。脚一接触到水，很快就失去知觉，就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一点也不听指挥，混身发抖。但看到别人一个个抓着大条大条的鱼，心里又不甘心，只有硬着头皮，咬着牙，走在冰雪和泥泞里。由于我人小，父亲叫我在水边捞一些小鱼，因为水库中间泥巴很深，我人这么小，整个人会陷在里面，到时鱼没有捉住，还要救人。其实在边上捉鱼，收获也不少，主要是水库人多，鱼没有地方跑，就在水里乱冲，冲不要紧，有的冲到水边的泥泞里，那就跑不了啦，我就用铁钩把它勾过来，效率还挺高的，也要收获十几斤。爸爸夸我人小，心计不小，是个小机灵。

这次下库捉鱼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付出总是有回报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我记得那时下水捉鱼最难受的是上岸以后，由于脚已完全麻木又赤脚踩在有石子的路上，身上的衣服被冰水浸透，几乎要结冰，全身的血液仿佛像停止一样，仍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家里走，那步伐像年迈的老人一样，每一步是那么地艰辛和难受。但看见父亲用扁担挑着大担的鱼，心理还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今年过年又有鲜美的鱼汤喝，心中又有丝丝暖意。可是回到家中，当用热水清洗身体时，那种滋味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一冷一热，血液突然加快速度，混身的血管就像要爆炸一样，脚手发痒，整个身体都不自在，难受死了。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受我有十多年。

我们二队居家的有十八家，称为双职工，其他的都是单身汉。单身汉里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整个队加起来有八十多人，在整个果园场里算是中等队。

我从能记事开始，我们都是吃大锅饭，大人们出工要打钟，放工也要打钟，吃饭也要打钟，钟声一响，我们都会拿着碗在食堂排队打饭。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热闹的气氛还是很浓，个个都能吃饱。

场部还有不定期地要进行批斗会，场里总有一些人被五花大绑，戴着高高的用纸做的帽子，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我看不懂的字。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队里的民兵连长用枪将他们押到各个生产队进行批斗，我们小孩子都会跟在后面一路起哄，有时还会扔石子，有时还会像大人一样喊着口号。在我印象中什么牛鬼蛇神、什么臭老九、什么五类分子、什么资本主义残留分子、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是批斗的对象。各个生产队的墙上到处写的是标语，各个批斗现场插满红旗，每个人胸前带着毛主席的像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穿着军装，戴着军帽，那场面，那气氛，将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那时真分不清哪是兵哪是民，反正都一个样。像队长说的要与毛主席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党的指挥，要像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

那是果园的一个特殊年代，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

我记得那时每年过年妈妈都会请裁缝为我做一套小军装，缝上红领章，戴上买来的小军帽，简直就是典型的小红卫兵。在年三十的晚上，穿着新衣，带着新帽，我就会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反剪着手，像开批斗会时场部书记那样，官腔十足，偶尔还学上几句，妈妈说很像，说我有官相。不过我那时学什么人说话，多少都有点像，还偷偷学过毛主席在天安门的讲话，但被爸爸毒打了一顿。从此我再不敢学别人的说话的声音。我的爸爸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主要是我们家的阶级成分不好。我的爷爷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小军官，后在未解放时就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本想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好好过日子，可又偏偏遇上文化大革命，整日的批斗，逼得我爷爷就差点自杀。后又牵连我的父亲和我整个家庭，没有办法，爷爷为了保全我的父亲和我们全家，就和我们断结了关系，结果他还是被押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一直到1982年才从劳改农场回来。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我的爷爷。

由于当时中国的时局在不断地变化，场部也在大喇叭里宣读一些关于中央的最近文件精神。空气中的气氛一夜之间发生质的变化。再没有批斗，没有学习班，大家似乎觉得国家在变化。家家户户天一黑就关门，没有人敢议论，只有沉默和等待。我们队的民兵连长也没有往日那样威风，枪也上缴了，上面工作组的人找过他，听说要他将文革关于批斗的事写成报告，上报上级局办等待处理。整日看到民兵连长只要一出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帽子总是压得低低的，像是很怕见人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民兵连长在文革期间是个大红人，队里谁都要服他，否则拉你出去批斗，不知是批斗具有残酷性，还是场里人胆小怕事，一听到要开批斗会，大多数人的腿都会发软，眼睛六神无定，都会想想自己是否犯错误。队领导和民兵连长站在台上，环顾坐在台下的工人，永远是那一句话：“有问题，就要向毛主席交待，向党和人民交待，否则批斗你，送你上学习班。”民兵连长背着枪，腰扎武装带，始终站在台的右边，时不时动动背上的枪，每一次动一下，台下的人，个个会显得很惊慌。现如今，队里的大多数人不再惊慌，不再恐惧民兵连长，他们在等待党中央更新的政策的到来。

要平反。迅速在果园场内传开。往日被批斗的那些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腰板明显地变直，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宏亮。陆续有上级来人调查材料，一些武斗分子被工作组相继带走。有些单身汉还接到通知，要调回原籍工作，有的恢复领导职务，有的要回城。在他们离开时，他们都会跪在渠道边大哭一场。的确，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他们受了十几年的折磨，身心的创伤太深，无法抹平，终于熬到出头之日，现在要走了，要离开这里，今生可能不会再来这里，多少还有点难以离舍。没有接到平反和调令的，队长家里和场部的门都挤破了，一天要打听几次。领导只有安抚他们，多少年都熬过来了，现在又有好政策，再多等几天，又有何妨呢？

单身汉中的知青，当听到他们要返城的消息以后，根本就没有心思在队里干活，队长也没有办法，就由他们，食堂每次吃饭时，饭碗个个敲得铛铛响，其实队长怕他们闹事，他也不离开他们半步，坐在旁边抽着烟，默默地看着他们，就让他们唱呀、跳呀，又是笑声又是哭声。队长知道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果园这么多年的劳动，他们的身心已经很疲惫，也再经不起来自政治上的任何波折，他们有分寸，他们只是想发泄心中的苦闷，想通过笑和苦来解脱自己。终于有明媚的春天，风雨之后总会有彩虹。

单身汉走了，也有很多没有走，他们在果园成家生子，割舍不了亲情，带上儿女千里迢迢，回到原籍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后，还是回到果园。这里是他们的家，这里有他们青春的痕迹。

果园场的一切在时代的变迁中，一切都变了。所有人都没有预测到，所有人都惊奇地发现果园里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果园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曾经在果园场劳动过，付出过青春，付出过汗水，他们造就了果园，发展了果园。

虽然果园场是一个小世界，但这里面也浓缩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些人物、事件、场景，还有一些声音，还有空气中飘荡地某些气味……是的，也许他们过于锁碎，没有逻辑，但有各自不同的声音，有各自不同的喜悦、悲伤，它们不一定有太深的人生哲理。但那是平凡中的平凡，是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琐事。他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又是那样的凄惨，他们具有强大的真实感，没有色彩，只有朴实。

第二章　　黄老头

我记忆中的黄老头已经岁数很大，大约有六十岁左右。是专门负责队里放牛，和我们住的地方相隔一段距离，准确地说是和牛在一起住。

小的时候我很怕他。他矮矮的身材，光光的头，五官还算端正，没有多少牙齿，说话的声音很大。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爱管闲事。我们二队的大小事他都要过问，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得让他知道，他要充分享受工人的基本权利，在生产里，人称二把手。

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一个好老头。在那个岁月里，受过党几十年的教导，做什么事都非常讲原则，特别是集体利益很注重。黄老头一生单身，听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抗日战争，日本人进攻宋埠镇时，他和游击队在宋埠沙桥头和日本鬼子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很大，最终战斗还是打赢了。他又转战县城，仍坚持抗战，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又听说全国解放后在部队担任不小的军职。由于年青，在战争时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战后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可他却偏偏恋上了部队领导的老婆，那时部队的领导通常年龄很大，老婆的年龄都很小，黄老头年青英俊，嘴巴能说会道，讨得那位领导老婆的喜欢，时间一长，两人眉来眼去，终于擦出火花，被领导知道了，随即部队工作组找他谈话，后看在他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何况这种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部队党委研究决定，给他一个处分，解除军职，送回原籍，可是回到原籍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再后来在果园场1957年建场时被民政部门安置到果园场工作。开荒种树，整日劳作，从年轻到年老，再也没有离开这块土地。到退休年龄，他无儿无女，没有地方去，镇上弟弟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主要是黄老头舍不得离开果园，舍不得离不开大家，就选择帮队里放牛。在他年老时也偶尔会和场里中年妇女们说说开荤的话，但他时常是和一大群妇女嘻闹，从不单独与女的嘻闹，也从不和未结婚姑娘开玩笑。因为这些女的要么是有家室，要么是没有结婚，要么是领导的老婆或亲属。他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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