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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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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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