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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巴！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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