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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私通的人们，自有他们联络的秘密途径，福临很快就知道了心上人在受苦，勃然大怒，断然采取了使矛盾激化和公开化的强制手段：召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进见。董鄂氏的丈夫和情人面对面了。一个是皇帝，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十八岁的哥哥，一个是十五岁的弟弟；哥哥的母亲是皇太后，弟弟的母亲是皇太贵妃。两个小男人都气急败坏，脸色大变。兄弟俩说的只能是董鄂氏，但说什么，怎么说，没人知道。只知道皇帝狠狠地抽了亲王一个大耳光！

亲王当然要臣服于皇帝，弟弟多半都害怕哥哥，博穆博果尔悲愤交加，既没有力量与福临相抗衡，又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小小年纪，已经无路可走，七月初三日，襄亲王自杀了。

襄亲王一死，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按照满蒙的收继婚习俗，福临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董鄂氏收进他的后宫了。但是，终于得逞的福临不能无愧。当礼部领命选择册立董鄂氏为妃的吉日，提出七月二十日时，顺治帝以襄亲王新丧，不忍举行，令八月以后再择吉日。

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此日正当襄亲王七七四十九天丧满。

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先于二十五日遣官祭襄亲王。

这一次改期、两次祭奠，就算福临夺取弟媳、逼死弟弟的小小忏悔了。

九月二十九日，顺治帝谕礼部：奉皇太后谕，晋内大臣鄂硕之女、贤妃董鄂氏为皇贵妃。

十月初四日，赏皇贵妃父母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银茶筒、银盆各一；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十六副。

十二月初六日，以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礼成，颁诏天下。恩诏中规定，全国各种等候处决的人犯，除谋叛、强盗、贪赃之外，一律减等减刑。按照大清会典，只有册立皇后礼成，才颁诏天下，册封妃嫔从无此例。所以，董鄂贵妃获得的是特殊典礼。不仅表示了顺治帝对董鄂氏的情之独钟，也隐藏着将以皇后规格对待董鄂氏的意图。也就是说，福临有可能为心爱的人第二次废掉皇后！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因册封皇贵妃，给皇太后加上徽号，礼成，又一次颁诏大赦，恩例十款，其中规定豁免顺治八、九两年未完钱粮。与此同时，顺治帝又命：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只书满汉字！前一项可以看成是顺治帝为平息母亲的不满而作出的怀柔姿态；后一项则是顺治帝向母亲和受母亲庇护的那一党蒙古后妃们表示不满，发出威胁。

众里觅她千百度（6）

母子间为了董鄂氏产生过激烈的矛盾甚至冲突。最终是母亲让步妥协。

因为母亲毕竟还是爱自己儿子的，因为皇太后终究拗不过性格极强的皇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对有情人早已暗度陈仓，董鄂氏怀上了皇帝的后代。

这个孩子的出生年月，史书上有两说。官书上写的是次年的十月初七日，但记载皇室宗谱，皇子皇女出生时就要向之报告的《玉牒》中，写的是次年四月初七日。因为董鄂妃八月底进宫，第二年四月初是不可能生孩子的；若不是小产，就是非婚生子。这样的丑闻，官书无论如何是要隐讳涂抹掉的。所以，它不但改了孩子的生日，还煞有介事地附上一句，说《玉牒》所载的日期有误，很是可笑。

按《玉牒》的日期，这个孩子应该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856年）六月底成孕。七月里，福临就能够以他与董鄂氏已结秦晋之好为理由向母亲要求收董鄂氏入宫；九月底，董鄂妃有三个月身孕已然属实，福临又能借口皇嗣为重，要求母亲进封董鄂妃为皇贵妃。福临既善于揣摩母亲想得皇孙的心理，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明睿如庄太后，也只能依他了。

从此，福临开始了他所追求的事业的大起大落，也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喜剧。

皇贵妃宠冠六宫（1）

顺治十三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一生中成功的三年，美满幸福的三年。

亲政之初的福临，终究是满洲统治的代表。即使在懂得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改变政策以后，他在本质上还是尽力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全盘接受着满洲这个统治民族的传统观念，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洲儿郎。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一番斥责，汉臣们谁还敢出声？

福临还觉得不解气，八天以后，又将李呈祥流放盛京，还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大有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的意味：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皇帝的少年心性可见一斑。

骂也骂了，惩罚也惩罚了，但福临明白李呈祥的奏疏内有合理成分，因为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这是福临治国的需要呢，还是他内心矛盾的反映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福临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其实是对满洲的社会习俗的一种轻视，这是大清皇帝福临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福临的态度丝毫不见比他所深恶痛绝的多尔衮有多少松动。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

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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