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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8）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个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旅馆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原来曾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吴建民和他认识。然而，就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就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第二天上午公勤人员学习，可很晚了王锡昌也没有到，打电话叫他，可电话没有人接，人们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没有回应，吴建民也被这敲门声惊动了。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检查人已经死了，调头就走，说处理后事不是他们的事。

据说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做出指示：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有义不容辞之责。细心的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作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作了解剖检查，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里剩余的水中也含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饮水暖瓶里，王锡昌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对环境调查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因此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国的要求是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许久，最终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当时中国代表团人员自己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干的；一是苏联人干的；一是美国的右翼分子干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以此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问中国添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首先是苏联人。

后来，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尸体从纽约市医院取出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过了些日子，代表团听到了北京传来王锡昌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

在王锡昌遇害的那段时间里，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当时适逢春节，已经对美国的饭菜倒胃口的代表团成员，终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中国菜和饺子，但人们却未流露欣悦的神情。

代表团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再出现意外。从此大家回到酒店里，喝水格外地谨慎小心起来。特别注意的一条，是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要喝茶，用热水时一定要现接水现烧开了，热水瓶里的陈水绝不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们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除了到联合国总部开会以外，大家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文娱方式，以致这些身居纽约的人，对纽约的大致地貌也说不清楚。

26　届联大结束后，联合国的会议也进入“鼓瑟稀”的阶段。乔冠华等离开美国后，人一下子少了一小半，留下常驻的约有30　人。热闹劲过去了，人员也少了，罗斯福酒店14　层的70　多个房间依旧照租着，但住在里面的人却更多地体味到沉闷和压抑。

此刻，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头等要务。其实，寻找合适办公地和住所一事从抵达纽约起就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已不下数十处，但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久失修，或售价过高又不实用。

过了几个月，代表团终于相中了曼哈顿66　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十层大楼。这是一座汽车旅馆，有200　多个房间，卖方开价485　万美元。报告国内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买下这座汽车旅馆，购置费是用现款一次付清的。

2005　年一本非常流行的畅销书《非常道》说：“70　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联合国再不会只有美国和苏联的声音了（9）

这言之凿凿的叙述有个基本常识性错误，1971　年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的时候，邓小平还没复出呢，他如何带队？从一次便付清485万美元这件事看，所谓美金使用捉襟见肘一说亦属无稽。作为亲历者的吴建民也说事实并不若此，当时中国正在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许多物资都要用美元购买；同时中国正对非洲好几个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慷慨地动用着美金储备。他的实际感觉是代表团手中的美金尽是大票，有时需要用一些小钱时，倒有些不太方便。

1972　年4　月，吴建民他们搬进了新楼，摘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驻地的大门依然请美国警察看守，24　小时值班，这高昂的费用又花了许多年。

除了美国警察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从晚7　点到次日早晨6　点，特别是在周末。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楼主提出要中国代表团暂缓一周搬入，理由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去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的结果果然不出代表团的意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天花板、卫生间内，竟发现了200　多个窃听器。

因此后来代表团内部的会议，通常要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就是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有清除干净，仍会遭到窃听。2005　年8月，吴建民到纽约又重莅旧地，但那座熟悉的旧建筑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新公寓楼。

搬进新驻地，让吴建民高兴的是楼顶有一个大阳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还有很好的露天游泳池，夏季可以游泳。而在罗斯福酒店时，早上起床后无法到酒店外锻炼，因为违反二人同行的规则，那几个月把已经习惯晨炼的吴建民憋得够呛。

此外，这座旧汽车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有电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企及的。但看了一阵后，领导就觉得不加约束地看美国的电视，难免受到一些不良影响，遂把电视收了起来。只允许业务人员看一看，从中了解一些国际新闻和相关的信息。可见当时中国对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熏陶，始终怀有很高警惕。

在中国代表团新驻地的西面，有一座更高的楼。中国代表团一搬进新驻地，马上就有媒体记者住进了那座高楼，他们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吴建民的眼睛好，到楼顶锻炼身体时，一下就发现了摄影镜头。而他自己锻炼的身影，不久就出现在美国的《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上。当然，此刻更受媒体关注的是黄华、陈楚、周南……

1974年与施燕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屋顶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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