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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囚犯———还有另一个我存在，酒精令他澎湃而出。”最终，创作也从我身上的那一

条缝隙中流了出来。

所以说，那段时间就像是某种爆发，触犯所有规则，把能做的坏事都做了，最终，我被逐出学校的时刻也来到了。父亲通过捐助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猜测———令我得以重新回校。哥哥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并非唯一一个有着这些感觉的人。这儿还有很多孩子，他们有着和你一样的态度，但我们都在学校的报社里干。”于是，哥哥带我去了校报办公室，尽管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想让我加入，毕竟，我是他的小弟弟；但最终我还是和那群人搭上了。我又卷入到一种大肆破坏的行为之中，只不过，这一次的破坏仅限于思想范畴，而破坏行为的主要形式则与电影有关。故意惹毛学校的最好办法就是打电影牌，因为按理我们不能在校报上写关于电影的文章；所以说，我最初之所以与电影发生

关系，是将它当作了一种反抗的手段。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镇上有家小电影院濒临破产，绝望之际，他们开始放艺术片，包括所有的伯格曼早期作品，因为加尔文大学的小伙子们愿意来看。其中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两者的感觉———北欧新教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其中的反抗感，那种一点一点最终获得胜利的感觉。第二年，学生们写了篇伯格曼新片的影评，结果校方并没有将校报关闭，于是学校里又有了电影俱乐部，开始在校外放电影，校报

自然也会发表这些要放的电影的影评。

凯：所以你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开始负责搞电影俱乐部？

保：是的，在我大二和大三时。电影俱乐部建在校外，校方对

这点有意见，于是双方同意，将它搬到学校里来，这样的话，校方能知道学生在放些什么电影，而电影俱乐部也能得到学校非正式的认可。于是我去了那儿，安排了越来越多的争议电影在那儿放映，我不仅会在校报《钟声》上写影评———通常都由我自己来写，还会找校内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学生来写，特别是神学院的那些———还会在电影放完后展开讨论。某某教士、社会学系的某某教授，都会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影片，电影越具有争议性，我找来参加讨论的神职人员级别越高。我们的研讨会越办越出名，能够容纳五百人的视听教室座无虚席，我请来多位牧师参与讨论；盛况持续到我们放映《维莉蒂安娜》（Viridiana）的那一次，它成为压

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

那段时间，收来的门票钱都进了我和我朋友们的腰包，因我们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机构，最终，校###得一定得对此加以控制了，于是他们让我写份组织章程出来。章程写完之后，他们同意采纳，但前提是我不再参与电影俱乐部的管理工作。那些年，我们的电影俱乐部一直都是个半合法组织，对电影的选择十分大胆：《诺言》（Ordet）、《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YearatMarienbad）和《纳扎林》（Nazarin），＇2＇都是些有想法的电影；但当它成为完全

合法的组织，甚至被列入选修课课程之后，娱乐片的力量占了上

风，放的电影越来越没挑战性。现如今他们干脆只放些毫无价值的片子。

凯：那段时间你一直坚持写影评？

保：写影评是我为打入校报那个圈子而采用的办法，因为当时的我什么背景都没有。但第一年读完，我捣蛋鬼的名声早已在外，可实际上我已将自己惹祸的触角伸向了艺术领域。

我说：“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再弄电影了，那我就去搞校报。”但是，要管校报，你必须被人选举上去才行，可是鉴于我的履历，他们根本就不让我参加竞选。当时我正和一个姑娘在谈恋爱，后来我俩还结了婚，她可是个全优生，于是我对她说：“你去管校报，他们会让你管的，因为他们相信你是个乖学生，我来做副主编。”结果他们确实用了她，等到下个学期开始时，她已经变得和

背景：走出大急流城　第二节（3）

我一样激进了。

我还记得，1968年的春天，我和校报的同仁一起开了个会，我告诉他们：“鉴于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如果我们不把报社关了，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但我们并没想立即关闭它，而是要等这学年结束时才关。之前那个秋天，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游行，我们用学校的钱派了一辆巴士前去参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学生总体来说十分保守，大部分人都是为高德沃特（BarryGoldwater，1952年当选为美国议员，1964年参与美国总统竞选，负于林登？约翰逊。———译注）投票的。于是他们去了那儿，回来时带回了加尔文大学校旗飘扬在五角大楼前的巨幅照片，周围都是游行的人群，校报上也出现了“《钟声》在五角大楼反战”的大标题。校方发现了这次行动原来是自己买的单，但他们仍旧没把我们赶出去。那年春天，我开始有点担心，担心他们怎么都不会赶我们走：我觉得，风纪委员会的人知道了我想要干吗，他们看出了我们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要他们好看，让他们显得顽固守旧，如果真把我们赶

出学校，那就正中我们下怀了。最终，机会还是来了，我们还是让他们上了钩。黑人喜剧演

员迪克？格雷高利（DickGregory，最早获得美国白人喜爱的黑人喜剧演员之一，同时也以积极投身民权运动而著称。———译注）要来学校演讲，但校长却因为他那自由主义的论调而取消了邀请，于是我们在校报上大肆渲染此事，但却仍然未遭驱逐。第二个星期，我们心想：“就拿这事做文章———这是我们手里仅有的素材了。”我们在头版刊登了长篇社论，对校长进行攻击，要求他公开道歉，并且在文中暗示，整件事情背后有着种族主义的动机，文章更是对校方百般奚落，公然发起挑战。这样的事今天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确实被惹火了，于是校报被关闭了。在大学的最后那个月，我们又办了一份新报纸，名叫《光景》，我担任编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学年结束

前出过三期。

很有趣，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份加尔文大学的校友杂志，上面

有篇文章详细回顾了二十年前的《钟声》抗议校方事件，但事实上，那只是四千名学生中的大约二十个人尽全力制造出的一场麻

烦而已。

凯：你说你自己“变得激进”，这里面，究竟是确实有着成熟的政治感觉，抑或只是想通过其他手段搞破坏？

保：严肃的政治和流行的政治风气，两者很难区分。《钟声》的

办公室当初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中国出版社的前哨站，屋里都是胡志明和毛泽东的海报。再加上它俯瞰校园的地理位置，我们是否真的相信那些东西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那么做

会令校方发狂。

之后我加入了反战运动，进入加州大学后也依旧如此，并且

参加了他们那儿的抗议活动。我的政治立场很靠左：亲越共，亲民权活动。大概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边缘左派和居中左派联手合

作，但是，越战一结束，他们又分道扬镳。是战争令这些原本分散　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可一旦越战结束，对不少人来说，战斗也就结束了。

凯：除了出报纸和刺激校方之外，你在大学里还干些什么？学习上是不是仍旧很努力？

保：努力。我可是个好学生。我记得当初我做过一个决定，是

否要做名优等生，最终我的成绩都在优下和良上之间，那还是因为我故意选了几门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拿优的课程，例如音乐和德国文学。因为我想得很清楚，我去那儿是受教育去的，而不是为了拿优才去的，所以说，我是一所真正的学生学校里的真正的学生。在那儿，我们必须在神学院学习六个课时，此外还有当代神学的课程———马丁？布伯（MartinBuber）、海德格尔等———自己学的东

西你一定得弄明白，在那儿没有滥竽充数的可能。

凯：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已经不再只停留于一种知识层面的破坏行为上了？

保：大学第二年时，我已经告别了牧师梦和律师梦，我视自己为一名作者、记者和社会批评家。掌管电影俱乐部期间，我开始读到所有有关那些电影的资料，但是除了我能租到的那些，其余的根本无缘一见。于是，1967年的暑假，我去纽约，报名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门电影课程，只是为了让自己多学点东西。同时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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